有些「罪」或許真的可以簡單計算:甲偷了乙的錢,如果等值歸還給乙,那就算是兩不相欠(先不去想什麼利息問題);但如果甲偷光了乙的錢,乙因而自己結束生命,那甲還了等值的錢就算贖罪了嗎?或者在這樣的過程裡,有個丙目睹了甲的偷竊行為但無力制止,乙自殺之後,丙需要負責嗎?如果乙是個為富不仁的傢伙,甲偷了乙的錢之後去救濟窮人丙,丙把錢用來繼續活命,是否也犯了罪?如此這般的善惡點數,應當如何計算呢?
這類假設性的問題能夠引出非常多的哲學討論,也有許多小說創作,從不同角度對這件事進行探究。
比如湊佳苗的《贖罪》。
寧靜的鄉間小鎮,假日的小學裡,五個感情不錯的小女生一起玩著;但在一個男人以請求幫忙為理由,帶走其中長得像洋娃娃、從城市搬到小鎮的女孩之後,一切便走了調──被帶走的女孩死於非命,而其他四個女孩,居然沒有人記得兇手的樣貌。受害女孩的母親,面對四個完全無用的目擊證人,歇斯底理地下令:「在追捕時效期滿前,妳們去找出兇手來!如果做不到,就得補償到我滿意為止!」
類似成名作《告白》,湊佳苗在不同的章節,以不同的第一人稱主述者觀點來敘述故事;在案發的十多年後,四個當事人輪番敘述,重現了當年的經過,也顯露了這個沉重的命令,與她們原來存在但尚未浮現的家庭及個人問題,如何發酵,浸透染她們的人生。她們的罪是什麼?要如何才有救贖?到了最後一章,湊佳苗才揭露:這起案件的發生,竟然也與這個主題相關。
比如左朗‧芬卡爾(Zoran Drvenkar)的《道歉服務公司(
Sorry)》。
兩個女孩以及一對兄弟,在中學時代成為朋友,出社會後各自經歷了一些麻煩;某次喝酒聊天的時候,一起想到一個嶄新的生意點子:成立一家接受委託、代替委託者去向人道歉的公司。公司成立之後,業績大好,不但替他們擺脫了生活的困境,也開展了新的人生。
某日,他們接到一個委託,前往一所舊公寓執行道歉任務,不料到達指定地點時,等在那兒的居然是一具被兩枚長釘釘死在牆上的婦人屍體。四人大驚之餘,還發現現場有個紙袋,裡頭是他們家人的照片;接著,委託者打電話來,要求他們向那具屍體道歉,還要他們順便把屍體處理掉。
「道歉」需要技巧才容易讓對方理解與接受,這個想法大體而言沒什麼問題;但找一個「專業人士」代替自己去道歉,真的是比較好的選擇嗎?專業人士替委託人道歉、也替接受道歉的受屈者爭取權益,如此就真的讓委託人達到贖罪的目的、讓受屈者獲得原諒的理由了嗎?《道歉服務公司》的故事層層疊疊,角色們一邊面臨棘手的屍體處理問題、一邊感受到自己及家人的生命受到威脅,一邊還對彼此以及自己的信念,產生種種猜忌與懷疑。
又比如楊‧馬泰爾(Yan Martel)的《標本師的魔幻劇本(
Beatrice and Virgil)》。
暫時封筆的暢銷作家亨利,遇上了正在寫一齣劇本的古怪標本師;標本師請求亨利協助自己完成劇本,但亨利在閱讀目前已經完成的部份時,雖然覺得某幾幕對話十分有趣,卻不明白整個故事究竟要行進到何處、要講述什麼主題。在與標本師多次接觸對談之後,亨利才赫然發覺:原來這樣的故事,掩蓋著闇暗複雜的成因……
讓馬泰爾聞名國際的作品,是 2001 年出版、目前正由李安改拍成電影的《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
Life of Pi)》,《標本師的魔幻劇本》則是他在 2010 年時的新作;這是一個講述「說故事」各種功能的故事,也是質疑這些功能的故事。馬泰爾殘酷地指出:以某種方式贖罪,不僅可能廉價,對受害者而言甚至毫無意義,反而只是再度滿足加害者的慾望,將其歪斜的想法套上正常的長相而已。
《鏡花緣》中多九公對於善惡點數的看法,未必讓人同意;不過他這席話的最後幾句,倒仍是十分有理。
多九公的解說,是這麼結束的:「……況吃齋念佛不過外面向善,究竟不知其心如何。若外面造作行善虛名,心裡卻懷著兇惡,如此險詐,其罪尤重。總之,為人心地最是要緊。若謂吃齋念佛都是善人,恐未盡然。」
是的。其實沒有真正可贖之罪;在需索原諒之前,唯有明白的心念,才有滌清自己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