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因為：在建立邏輯的解謎部分之前，推理小說的作者，會在情節當中插入種種安排，先製造出看似正常的「另一個邏輯」──這「另一個邏輯」可能會誤導偵辦方向，也可能會製造出一個「不可能」的情境來阻撓理性思維，讓嫌犯達到脫罪的目的。
有許多推理故事在起始的時候，因為「另一個邏輯」在眼前，所以常會讓情節看起來十分不可思議，除了從密室中消失的兇手、找尋不著的兇器之外，還會出現類似鄉野傳奇或者超自然現象的情節；倘若事件背景發生在較早之前、民智未開的時代，這些似乎不現實的情節就容易被故事中的角色理所當然地接受，就算是發生在科學發達的現代，那種牽扯到宗教、咀咒或者是封閉小村莊中長年傳說的謀殺情節，仍會被許多角色照單全收。
而偵探的責任，就是掘出現代這些不可思議的成因（遇上像京極堂這種角色，還會將過去那些不可思議的背後意義全部詳詳細細地解釋一遍），將其還原成可以理解的現實技倆。
是故，「推理小說」想要「建立邏輯」之前，得先「破壞」原先鋪陳的這個「另一個邏輯」，才能將隱在其下、被真兇（以及作者）以各種手法隱藏覆蓋的事實，於讀者眼前重新建構。
在愛倫坡（Edgar Allan Poe）寫下第一篇推理故事《莫格街兇殺案》（
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的時候，就已明白地提出這個道理：非理性、超自然的元素，是不能夠存在於推理小說當中的；如果推理小說裡出現了這類現象，那麼一定會有合理、在現實當中能夠成立的解釋。
但倘若換個角度來看：推理小說當中的「合理」邏輯，真的能夠搬到現實當中嗎？
其實不然。
小說當中的許多犯罪之所以能夠成功，在於所有變因都掌控在作者手中，這些詭計在現實裡如果想要成功，還得要有許許多多的運氣，說起來其實是不可靠的；更何況有些作品在解謎時用來建構正確邏輯的線索，其實是不正確的──比如說偉大的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在〈白銀號事件〉（
Silver Blaze）及〈花斑帶事件〉（
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當中用以解決案件的兩個關鍵，都是與真正的現實狀況不符的。
不過，這又如何？曾有日本大學生批評手塚治虫在《怪醫傑克》當中提及現實當中不存在的疾病，漫畫之神手塚大師回應得很直接：「我又不是在畫教科書」。創作當中當然可以置入作者的想像（或者任性），只要是個好故事，是否完全「現實」？並不是那麼要緊。
也就是說，古典或本格推理作品當中最後建立的邏輯，其實只要在故事的世界當中能夠成立、讀者能夠接受，那麼也就沒問題了。
有趣的是，這種作者與讀者共同擁有、不言而喻的默契，也是類型小說的重要骨幹：讀者要相信僧道老殘都是能夠足下一點便能躍竄數丈的高人，才能接受武俠小說的故事；要相信人類能夠跨星系旅行、機械人可以自主思考，才能接受科幻小說的情節（當然這是舉例，這兩類小說裡並不一定有上述這些元素）。
由此延伸，會發現其實推理故事對邏輯的破壞與建立，其實不一定得根植在全然的現實之上，只要讀者能夠認可創作裡那個世界，那麼邏輯的破壞與建立其實就行得通。於是，讀者能夠在科幻巨頭艾西莫夫（Isaac Asimov）的《機器人》系列裡讀到將科幻與推理融在一塊兒的情節，也會在武俠大師古龍及溫瑞安的許多作品當中讀到推理故事的趣味。
前陣子讀到尼爾‧蓋曼（Neil Gaiman）的〈字的研究〉（
A Study in Emerald），有了意外的驚喜。
〈字的研究〉收在蓋曼的短篇輯《易碎物》（
Fragile Things）當中，從篇名到架構，都是自福爾摩斯初登場作品〈血字的研究〉（
A Study in Scarlet）挪過來的，不過當中卻加入了大量出自恐怖大師H. P. Lovecraft世界的超自然及怪物成分，以及許多十九／廿世紀交界時的小說及傳說角色。
將這兩種類型結合的作者，蓋曼或許不是第一位，但他的嘗試有極特殊的意義：以歷史進程看來，在愛倫坡之後，承繼推理小說創作的是寫出福爾摩斯的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而接棒寫下神經兮兮恐怖小說的進而創造出一整個神話體系的，則是 Lovecraft。現在蓋曼用福爾摩斯的第一篇故事加上 Lovecraft 的克蘇魯（Cthulhu）神話怪物，除了向這兩位作者致敬之外，也在愛倫坡一手劈開兩種類型的一百六十年後，再度漂亮地將它們熔接在一起。
或許有人要問：「有怪物出沒的超現實故事，還能算是古典推理嗎？」
由鐵桿福爾摩斯迷、極正統古典愛好者組成的「貝克街非正規軍（Baker Street Irregulars）」，在蓋曼發表〈字的研究〉後，決定將他列為成員之一；如此的動作，應當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
破壞與建立，只要架構出自成理絡的邏輯，那麼，這就是推理故事了啊。■
獨步的出版主張是好看的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