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在每個出場的長短篇故事裡，都是一個近乎無敵的存在，不但可以從一些常人容易忽略的線索當中勾勒出事實真相，也擁有極佳的體能與格鬥技巧；當作者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寫膩了這個題材、想要結束整個系列的時候，足以與福爾摩斯匹敵的最大歹角莫里亞堤教授（Professor James Moriarty）才登場，與他在《最後的難題（The Final Problem）》當中展開智力與體力的拼搏。以時間軸來看，在《最後的難題》之前發生的《恐怖谷（The Valley of Fear）》一案，莫里亞堤教授已經在其中擔任指揮犯罪的角色了，但這個故事出版較晚，可說是道爾為了讓在《最後的難題》中憑空出現的莫里亞堤教授一角，顯得較有說服力的作法──畢竟福爾摩斯是個這麼害的主角，不弄個旗鼓相當的對頭出來，怎麼能表現出兩人對峙的張力？
不過在福爾摩斯數十個長短篇裡頭，莫里亞堤教授登場的也不過就這麼幾個，其他時候，神探福爾摩斯與其他推理故事裡的偵探角色，對付的大多是芸芸眾生心裡頭孳生出來的惡念渴望；但這些似乎平凡的意念，會利用精巧的機關與複雜的心計加以包裝，變成非得要主角神探才能解決的難題。
所以我們會在島田莊司筆下偵探御手洗潔的出道作《占星術殺人魔法》中，讀到複雜屍體切割場景；會在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Mary Clarissa Christie）的《一個都不留（And Then There Were None）》中，讀到十個陌生人被困小島，一個接一個依照童謠歌詞預示死亡的情節；會在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的《電話情殺案（Dial ‘M’ for Murder）》中，看到丈夫如何安排布置殺死妻子的完美犯罪計劃，以及他如何依據情節發展逐步修改；也會在約翰‧狄克森‧卡爾（John Dickson Carr）的《猶大之窗（The Judas Window）》裡，看到一個沒有特異機關的房間，如何變成密室殺人的舞臺。
當然，這些作品裡頭，詭計的設計與破解便是善惡之間的攻防，這是偵探與兇手的鬥智戰場，也是故事推進的重點──兇手的心機算盡正好用來襯托偵探的縝密推理（以這個標準看起來，福爾摩斯遇上的大部分嫌犯都只能反映出主角實在太了不起）；而長篇故事中，得等到被害者一個個被幹掉後的書末，才能進行偵探常推理出真兇身分的橋段（在這類故事裡，僅靠一宗謀殺案獲得的線索，絕大部分無法確知兇手是誰），也烘托出兇手計劃不可思議的精密──但有時在推理故事裡頭，我們還會驚喜地讀到某些不同的敘述方式。
比如說，我們會在勞倫斯‧山斯（Lawrence Sanders）的《第一死罪（The First Deadly Sin）》裡，看見主角狄雷尼（Edward X. Delaney）集合許多體制內外的力量，一起對抗不知犯案動機的連續殺人兇手；會在伊坂幸太郎的《家鴨與野鴨的投幣式置物櫃》裡，讀到角色如何應用實際的作為去面對社會沒有注意的不義；會在卜洛克（Lawrence Block）的史卡（Scudder）系列裡，讀到史卡如何疲憊但執拗地追索、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維持一種所謂的公道；也會在宮部美幸的《模倣犯》裡，看到許多角色有意或者無意地用自己的方式與惡念抗衡。
在這類的作品裡，無論面對的惡意巨大或者微小，那些努力與之對抗的角色們大多不是在智力或體能上高於尋常標準的人物，但他們面對暗時卻能夠堅持著散發能量，於是成為這類作品最好看的部分──不管有沒有夠複雜的機關詭計，這些故事裡的惡念都是闇暗濃稠到難以呼吸的黏膩，但這些角色所展現的，卻是足以撐住善意、讓人性光明部分暖暖發亮的偉大。
也就是說，在這些作品當中，善惡的爭鬥雖然仍在持續，但會留駐在我們心裡的，往往不是歹角那方有多麼精巧繁複的算計，而是其他角色的付出與毅力；在這樣的故事裡，暗一方面曝露人性當中的猥瑣與卑微，另一方面也反襯出人性當中的美好與溫暖。
或者，有些作品把視點放在更高的地方。
比如說吉田修一的《惡人》：這個故事裡也有一名受害者，但我們在故事的開始就已經知道嫌犯的身分，全書的重點，於是在「是不是他做的？」和「他為什麼這樣做？」兩個重點上；隨著情節開展，我們會訝異地發現，這個故事裡幾乎沒有任何完全「無辜」的角色──這並不是說故事裡人人都是參與那場謀殺的兇手，但每個角色的一點點自私、一點點我執，都是將事件往悲劇推去的因素。
說著說著沉重了起來；或許，這也正是我們閱讀宮部美幸《鄰人的犯罪》、《寂寞獵人》這類小品故事或者北村《空中飛馬》、《夜蟬》這些「日常推理」時，容易感受到那種微微會心一笑與不灑狗血暖意的緣故吧？
畢竟，這些幾乎不會出現屍體、隨處可見的小小故事，正是我們這個沒有超級英雄與天才神探的現實世界裡，最平實的美好啊。■
獨步的出版主張是好看的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