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居東京五年內，松本清張已經崛起成為日本最暢銷的小說作者。松本清張也成了全日本報刊雜誌最積極拉攏的連載作家。爭取松本清張作品連載，不再只是一種促銷報刊的手段，而是維持報刊地位的激烈鬥爭了。「什麼？竟然沒有清張的小說？」被這樣評論的報刊，當然就快速喪失讀者的支持和尊敬了。
「非要有清張不可！」逼得松本清張長時期每天平均寫作九千字才能應付各方索要，他後來的住所特別把一樓完全空出來當招待室，供各報刊編輯們等稿休息，他則在樓上埋首疾書，寫完了再將稿件用藤籃吊下來，讓編輯帶回去排印。多少東京編輯經常進出松本清張住宅，很難見到清張本人，不過卻有機會也有充分時間可以跟同行寒喧、聊天。
差不多四十年的寫作生涯，松本清張完成了將近八百部作品。這樣的數量，本身就是難以超越的；不過更不可能超越的，是松本清張作品的「分量」。
日本文壇早有「清張革命」之說。「清張革命」最早指的是松本清張徹底改造了日本推理小說，讓推理小說這個原本浮誇、通俗、帶有濃厚遊戲性質之文類，一轉而變得渾厚、嚴肅。「清張革命」確立了「社會派」在推理小說界數十年不搖的正統地位，更預示了後來推理小說許多次文類的開拓空間。
然而清張革命的影響並不限於推理小說的範圍，甚至不限於文學的領域。更深沉的意涵，表現在一種新的「戰後心態」的開展，一種日本新正義觀的放膽摸索。
松本清張只有小學畢業的最低基本學歷，而且家中貧困，小倉時代也不曾幹過什麼收入豐厚、地位穩定的工作。一九二九年他二十歲時，還曾被小倉的警察逮捕，用竹刀痛打拷問。一九三三年，「特高」監視中的松本清張，又被刻意徵召進行軍事訓練，大大影響了他在《朝日新聞》的工作。這些經驗，註定使得松本清張看到、感受到日本社會很不一樣的一面，也讓松本清張一輩子對於國家體制充滿不信任的敵意。
一九五○年代後期以降，松本清張雄踞日本暢銷作家冠軍寶座二十多年，不過「暢銷」卻不見得等於「受歡迎」，松本清張從來不是日本「最受歡迎」的作家。
他沒有得到「文化勳章」，他也沒有得到「國民榮譽賞」。不管是日本政府或民間，在考慮重點選擇外譯日本戰後作家作品時，幾乎都主動跳過松本清張。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安部公房，乃至後來的村上春樹，都有大量英譯作品，相對地，最多日本人閱讀的松本清張，卻一直走不出日本。
這中間牽涉的不只是通俗文學與純文學的隔閡而已。更重要的，日本人普遍不願意外人透過松本清張的筆，來看日本、了解日本。
如果要選一部作品代表松本清張的整體風格，我一定選《日本的霧》。這麼說吧，松本清張寫作的出發原點，就是認定日本上空罩滿了種種霧，他的責任，就是努力撥開霧，逼日本人看到、看清自己真正醜惡的一面。
日本人多麼重視「面子」，又多麼會妝點表面的秩序與美。即使遭遇二次大戰戰敗那樣的大挫敗，倖存的日本人都不想也不敢認真檢討，看看自己的國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日本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戰後甘冒大不諱直言檢討「天皇制」，檢討日本政治文化中的戰爭責任，是難得的「良心之鐘」。從一個角度看，松本清張和丸山真男其實扮演的是同樣的角色，松本清張的「良心之鐘」不是要喚醒日本人，而是要叫日本人承認自己本來就是清醒的，不能再假裝沒看見、沒聽見，不能再假裝對於周遭發生的事沒感覺。
推理小說是松本清張的工具，他能寫出那麼多精采的推理小說，因為他不靠巧思。他的推理是為了探究犯罪的動機，鋪陳犯罪動機又是為了彰顯社會正義。「清張革命」真正革掉的，是日本文化的「表層意識」，是日本社會習慣性的「忽略壓抑」。透過一部部小說，松本清張不允許日本人繼續將不愉快的記憶、難堪的狀況、痛苦的責任，全都堆到集體潛意識的暗角落裡去。
「清張革命」號召日本人過「整全生活」，別偷偷摸摸地一邊冠冕堂皇，一邊暗夜飲泣。松本清張小說裡的犯罪，幾乎都來自於人的表裡不一、虛偽錯亂，想要推卸應該承擔的責任，想要冒充自己其實並不具備的高貴人格，是松本清張眼中最大、最可怕的罪惡。
罪惡來自於掩藏、掩飾，來自於織造幕。可是人有推理的能力、有推理的好奇心，比對、檢驗、追問、查證，這些手段讓幕不能老是得逞。日本人抱持著曖昧的心情，閱讀松本清張，因為他們知道松本清張不打算娛樂他們，松本清張追求的，是「正義的折磨」，在折磨中強迫讀者認知自己的正義概念，進而服膺正義原則。
一個沒有推理習慣，缺乏推理能力的社會，必然招引來許多謊言，更多霧。今天在台灣讀松本清張有何意義？意義大了！借人家「清張革命」來培養我們自己的推理傳統，更希望借人家「清張革命」的歷史視野，來透視、來驅趕籠罩著台灣人的眾多謊言與更多霧。■
（本文作者為作家、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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