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克森‧卡爾的基甸‧菲爾也是屬於此類。在牛津、哈佛拿到碩、博士，當過校長，現職為字典編撰家，這些都在塑造菲爾給人的學者印象。
顧問型偵探和學者型有些不同，學者型是「因為聰明，所以各種謎團都難不倒他」；顧問型則是「對犯罪的某一部分特別有研究，因此能有所貢獻」。常被諮詢的顧問型偵探包括了犯罪學家、推理小說家等等。（有栖川有栖兩者都用了）
但不論是學者型還是顧問型，都面臨了相同的問題：「要怎麼接觸到案子呢？」在小說中他們通常都是在「偶然」的情況下建立了自己的「聲譽」與官方的「關係」，在接下來的日子中，隨著官方愈來愈勤於動腳懶得動腦的傾向，他們的登場似乎變得理所當然。
問題來了，「偶然」是怎麼發生的？大致上有三種狀況：先有「關係」才有「聲譽」、先有「聲譽」才有「關係」、及「聲譽」與「關係」同時建立。
第三種狀況是真正的「偶然」，通常是偵探莫名被捲入事件，在與官方互動的過程中令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這種以當事人的身分介入案情的契機在現實世界中實在無法令人「期待」，在此就不繼續討論了。
讓我們把重點放在可以「期待」的「偶然」，也就是第一種和第二種狀況。第一種狀況和之前談的攀親帶故型有點像，只是「關係」通常沒那麼穩固，必須要建立足夠的「聲譽」才能持續地接觸案情。但相對地當「聲譽」已經建立後，其「關係」便可能擴展到整個官方體系，偵探之路能走得較長。
與第一種狀況相比，第二種狀況的難度又高了些。首先你的「專業」必須先讓官方認為你可能是有用的，因此選對「專業」很重要（除非你走的是全能的學者型路線）。接著還必須想辦法在眾多同業中脫穎而出，因此得建立業內的聲譽。最後除非官方承認某些案件無法透過內部的力量解決而開始尋找外援，否則不大可能建立起「關係」。
現實生活中可以找到一些類似但或許沒那麼符合的例子。在學者型方面，相信許多人都有遇到問題會去請教聰明朋友的經驗，即使明知那些聰明朋友一開始可能對問題毫無概念。李遠哲剛頂著諾貝爾獎光環回台時似乎也扮演類似的角色，成為台灣人向上提升的希望（不論是自願或被強迫的）。
但李遠哲的經驗也告訴我們，「因為聰明，所以各種謎團都難不倒他」這個概念只有部分正確（至於是哪部分還滿難預測的），因此從需求面的角度，天才神話正隨著專業主義的盛行漸漸地破滅中。更棘手的可能是供給面的部分，你要怎麼樹立起自己聰明、且聰明到萬事通的形象呢？無怪乎連推理小說中的學者型偵探都有日漸凋零的傾向了。
顧問型的偵探還是時有所聞的，例如推理小說家有當警方智囊團的機會（參考
〈推理作家夠不夠格出任警署智囊團？〉）；也曾聽一位待過國安局的教授說當年他們在模擬中共武力犯台的劇本時，曾請了一些小說家幫忙（效果如何我就不清楚了）。學術機構裡的許多專家學者也確實和官方維持一定的合作關係。
但走顧問型偵探這條路是有風險的，案子的多寡取決於官方的外包程度；案子的性質侷限於你的專業領域；更令人感到氣餒的是，在分工越來越明確的趨勢下，你很可能只碰得到案子的某一個環節而看不到全貌，根本當不成偵探啊！
如果覺得要透過和官方建立「聲譽」和「關係」當學者顧問型偵探不容易的話，石田衣良的《池袋西口公園》示範了另一種切入角度，即走利基市場，改在次文化世界中建立「聲譽」和「關係」。利基市場指的是警察或徵信社等無法或不願處理的事件，而走這個市場最大的好處是「專業」的範圍擴大了許多，「學者」的門檻降了不少，讓各領域的達人有施展拳腳的機會。摘錄一段話以資參考：
「
我跟你說，阿誠。咱們這地區有多缺人才，你要是知道了也一定會大吃一驚。會幹架的傢伙、離經叛道的傢伙要多少就有多少。但像你一樣有能力又瞭解池袋內幕，同時可以在小鬼頭裡自由來去的傢伙就少之又少了。你就是Ｇ少年的王牌啊。」
——石田衣良‧《池袋西口公園》
結論整理如下：
四、小結
對amateur amateur而言，偵探行為並非收入的主要來源，因此除了一些被強迫委託的例子外，基本上是出於興趣而走這個路線的。所以當這類偵探的先決條件是有錢有，畢竟這並不是一份職業。
當amateur amateur最大的好處是擁有選擇的權力。你可以在一開始便決定是否接這個案子，在參與過程中躲掉偵查過程中的routine，而將心智專注於案件的謎團（推理迷最感興趣的部分），甚至當你做到一半不想做時，退出的代價沒也那麼大，這些都是以偵探行為謀生的工作辦不到的。
但相對的缺點也不小，尤其是如何接觸到案件是走這個方向最大的挑戰。雖然在早期的推理小說裡，amateur amateur是偵探的大宗，但隨著貴族沒落、專業導向與行政倫理的倍受重視，不論在小說中或現實裡當amateur amateur的機會都越來越少。少數的例外是安樂椅神探，只要案子夠大夠複雜，至少在資訊上的蒐集是比過去來得容易的。所以若是沒有經濟上的壓力，安樂椅神探會是個不錯的出發點，再伺機觀察攀親帶故與學者顧問的可能性。但若身負謀生的壓力，就先考慮其他的可能吧！■
獨步的出版主張是好看的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