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倉事件》在一九二七年出版時，主角才去世沒幾年，大部分人對此案記憶猶新；大家都知道「結局」是什麼，但對於開頭至結尾之間的大量空白，還是感到好奇。在一篇「犯罪實錄」裡，寫下事件的大致骨架，再補上一些想當然爾的想像細節，似乎就足以引起讀者興趣了，大家在理髮廳等著剪頭髮的時候都讀過類似的玩意兒——但《支倉事件》當然沒那麼簡單。作者敘述事件的方式，很像是一個充滿正義感的「說書人」：有時他表明自己只是旁觀者，對於當事人的心理狀態只能做「推測」、不能肯定，有時卻跳脫旁觀者身分，直接以全知觀點描述書中人物的內心狀態——書中甚至有一段敘述靜子（支倉之妻）的夢境內容，雖然是作者想像出來的情節，卻讓靜子和支倉這兩個「角色」顯得更有真實感。（也就是說，甲賀三郎在發揮他的想像力時，有記得要控制力道，沒有讓這些杜撰情節變得太過煽情廉價。）除了描述案情發展以外，作者偶爾還會在關鍵處提出他對案情的分析與評論——說書人就是這樣，「夾敘夾議」，一邊講故事，一邊做社會批評或道教化之類的工作。
說書人甲賀三郎對於這個案件當然有很明確的立場。他從頭到尾都相信嫌犯支倉喜平有罪，但是他也不否認這個案子的偵辦過程瑕疵很多：定罪幾乎全靠犯人的自白，事後對於自白內容的驗證工作卻做得不夠（所以支倉某回藉著自白裡的小細節企圖翻供，差點成功），物證收集也有所疏漏，警察取供的手段似乎也不是那麼完美（刑警到底有沒有拿骷髏頭恐嚇支倉？甲賀的描述很曖昧）。這些可疑的模糊部分，甲賀三郎都寫出來了。他原本可以選擇另外一種方便的作法：反正這是一本「小說」，當事人實際上也不叫支倉喜平，乾脆把「小說裡的主角」寫得更壞、心機更重，把那些疑點都當成「嫌犯的陰謀」就好啦？但是甲賀三郎沒這麼做。他把一些或許對支倉有利的模糊之處寫出來，然後再說明他自己對這些疑點的推測與解釋，希望能以此說服讀者——支倉喜平仍然是有罪的。
我個人很欣賞甲賀三郎的處理方式，但是對於支倉喜平是否有罪，我卻沒辦法像他一樣篤定。這就是本書最奇妙的地方了。甲賀三郎不是芥川龍之介，他並沒有意思要把《支倉事件》寫成真相不明的〈藪之中〉；他對此案的觀點很堅定，而且是以頗有渲染力的小說筆法寫成，然而對於書中羅列的種種事證，讀者卻還有某種獨立判斷的空間——難得有一本小說這麼「民主」，讓讀者可以這麼痛快地誤讀XD（←我是半開玩笑的，作者本人應該沒意識到這點）。
雖然我跟作者觀點不太一樣，《支倉事件》卻還是一本好小說。甲賀三郎的描述就是能讓讀者非常關注書中人物的命運。那種感覺並不是同情（支倉實在很難讓人產生同情心），而是渴望知道
全部的真相。支倉不是什麼好人，過去就有竊盜前科，搖身一變成了傳教士以後，又犯下盜賣聖經的案子，但是他到底有沒有縱火騙取保險賠償？他的確染指自己家的十六歲小女僕小林貞，但到底是半哄半騙，還是貨真價實的強姦？那個小女孩後來上哪去了？三年前被發現的腐屍，真的就是小林貞嗎？如果那的確是小林貞，真的是支倉殺了她嗎？
此外，還有許許多多的旁證，都可以說明支倉喜平人格很「不討喜」：他逃亡的手段很聰明，可是逃亡期間居然不保持低調，還要不時寄信嘲弄警方；翻供之後還是屢次說詞不一，雖然有耐性可以謄寫乾淨整齊的請願書，上法庭時卻常常控制不住情緒，還持續寄出大量詛咒信件給案情相關人士。但是，一個脾氣暴躁、難以克制情慾的小偷，就「一定」會犯下殺人罪嗎？
思考這種問題，總是讓人很困擾。
支倉的辯護律師在書中化名為「能勢」，此人真正的名字是布施辰治，他是當時非常有名的左派人權律師，在二林事件發生時曾經跨海來台，幫台灣農民運動份子辯護，他對朝鮮獨立運動的貢獻也大到獲頒韓國建國勳章。另一方面，當時逮捕「支倉」（真正的名字是島倉儀平）的警察局長「庄司利喜太郎」，本名是正力松太郎，也是個傳奇人物：東大法律系出身，年紀輕輕就當上警界高官，但後來因為有人行刺皇太子（後來的昭和天皇）未遂事件而離職，後來買下當時快要破產的《讀賣新聞》，搖身一變成了媒體人，後來還開了日本第一家電視台。這個案子真是意外地眾星雲集——可是至今除了甲賀三郎以外，似乎也沒有其他人再以同一案做文章，真是好可惜啊。■
P. S. 在寫這一篇的時候，我突然想到芥川龍之介的〈藪之中〉，決定去好好讀一下。
獨步的出版主張是好看的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