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曲辰

前陣子在台灣有個話題，幾乎各個談話性節目與理財雜誌、生涯規劃雜誌、商業雜誌都有闢專章討論，還延燒到了「一些」網路世界的範疇，大家引經據典、前後徵引，都是為了討論「七年級生究竟是不是草莓族」，這種意見當然正反都有，只是在我看來，這種十年斷代式的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就跟你指著某個花蓮人說「你們原住民都是騎山豬上學的」一樣荒謬。

不過在眾多文章中，朱學恆寫了一篇讓我有點印象深刻的文章，簡單來說就是，他整理了自唐代以來許多重量級人士怪罪下一代的文字紀錄，得到了「歷代以來
只要國家動盪不安出了問題，大家就是要釘大學生」的結論。

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簡單來說當然是老一輩用他們的價值觀來看小一輩的結果，不過也反應了不管是什麼時代，價值觀、社會觀感、道標準等等，都會隨著世代的替換而浮動（另外一個意義是中壯年族群永遠掌控了發言權）。

而這點，我們也可以在推理小說的世界中看到。

像推理小說這種的類型小說，由於會改變自身來迎合時代的變動與人心的趨向，因此其中的變異性相當地明顯，但這種變異性中又有著「同時性」，也就是同一時代的人很容易理解其變化的原因。就好像在古典時期被奉為圭臬的公平性與意外性，到了現在都不那麼要求了一樣。

安東尼‧柏克萊曾經說過：「我個人相信，簡單純粹的犯罪解謎，完全仰情節設計而不擅角色塑造、行文風格、甚至是幽默感的小說時日，已經落在審判者的手中。偵探小說已經來到一個階段，未來偵探或犯罪的小說，吸引讀者興趣的，心理層面將超過數學成分。」（引自宏志《毒巧克力命案》導讀）這段文字簡短卻精準地指出歐美推理小說變形的方向，基本上讀者要的已經從過去一個「精巧的」謀殺案變成「複雜的」人性故事，也靠著這種偏移，才會有美國革命以及隨後的犯罪小說熱潮。

而在日本，大概是由於較歐美起步得晚，這種數學偏向心理學的傾向並不明顯，畢竟一開始江戶川亂步就是以描寫變態心理著稱的名家了，而之後的日本推理小說也多半以「心理性」的描寫為主，只是對象是個人或社會群體之分而已，不過在推理小說特有的「詭計」方面，則有著「物理性」轉往「敘述性」的傾向。

過去雖然有所謂的「物理性詭計」與「心理性詭計」的區分，但不管是哪種詭計，都是想像這個世界是一個實際的存在，推理小說是發生在想像卻實際的舞台上，小說中的角色要面對的問題也是架構在實際上的。亦即作家們所要面對的是一個實存的物理性世界，只要「照實」描繪就可以了。

但是在二十世紀末，日本推理小說忽然吹起強烈的「敘述性詭計」風，這個風潮幾乎是起自一人之手，也就是所謂的新本格第一人——綾辻行人。當然在綾辻之前不管是歐美或是日本自己，都有著類似敘述性詭計的推理小說存在，但第一個讓「敘述」成為小說中的重點，所有的物理條件都是為了配合「語言」的詭計而出現的人，就是綾辻行人。我想一開始，綾辻並未想到自己會為日本推理小說界帶來那麼劇烈的改變，但是他卻顯然相當理解這種改變背後的力量，進而利用他創造了更多驚人的推理小說。

只是從單純的物理性詭計變遷到敘述性詭計，對於推理小說本身有造成什麼根本的變化嗎？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當小說的本身並不是立基在「真實世界」，而是立基在「語言世界」時，小說型態的質變便開始了，因為這代表著作家所要處理的並不只是說服讀者「我描寫的世界就是你所經驗的世界」，而是要讓讀者意識到「小說本來就是只存在語言的世界中，脫去語言，小說便什麼都不是」。

也就是說，我孫子武丸認為敘述性詭計在真相揭露的那一刻，會帶給讀者「世界崩壞」的感受說得一點也沒錯，只是這種崩壞並不是小鼻子小眼睛的「啊，原來男生其實是女生」（嗯嗯，是那本沒錯）、「老人也可以這麼猛？」（是的，就是那本）、「好噁心的兒子」（喔喔，客人你猜對了）這種直接的驚嘆，而是讓讀者認知到，這個世界其實全是由語言構成的，不僅止於小說中，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對現實的想像，也全都建立在語言之上（海格認為「存在是語言的家」不是沒有道理的，不過這點我們之後會在京極夏彥的某本小說中看到）。

這樣推下去，日本推理小說會讓清涼院流水這樣的作家誕生也就不足為奇了，他根本性地嘲笑過去推理小說的形象，並直接挑釁讀者，讓讀者認知到過去一切的認識其實都基於語言，而語言又是一種多麼好操控的工具。因此在他的《Cosmic》、《Joker》中，一切都成為語言遊戲，而不是有真正實在的依憑的。只是這樣的推理小說，究竟會是未來的小說終極型態，或是只是一個先驗者勇敢且浮誇的嘗試，我們不得而知。

只有等待時間的推進，才能知道未來可能的變化，不過更有可能的是，到時推理小說又整個轉往另外一個方向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