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雖然說「規則本因破壞而存在」，卻不是所有的質疑與破壞都能夠成立。關鍵在於，創作者是否能在這些質疑與破壞之後，提出新的詮釋手段，賦予推理小說新的發展空間。例如在福爾摩斯的登場作《血字的研究》中，柯南．道爾必須言無不盡地詳實描述福爾摩斯的背景、學識、思考方法，才足以建立其神探形象。同樣的，作為「京極堂系列」的首作《姑獲鳥之夏》，無論故事架構、角色關係均極為單純，京極夏彥卻加入了大量如夢似幻、高深莫測的對話，不單使得情節進展變得沉緩，也讓讀者猶如走進了負載歷史、心理學、科學、哲學、民俗學等，充滿玄機與情報量的迷宮。但，這些對話並不只是為了顯博學，也不只是為了營造氛圍，更不只是為了設置伏筆，京極夏彥是必須如此，「京極堂系列」的獨特世界觀才得以建立。而在這其中，我認為擔綱最終解謎工作的陰陽師中禪寺秋彥，以及掛名偵探、實為超常觀察者的榎木津禮二郎，正是京極夏彥對推理小說的破壞與再建構之兩大嶄新詮釋。
先談榎木津。這個子爵名門之後、在神保町「玫瑰十字偵探社」的開業偵探，由於戰爭時間眼部曾經受傷，反而意外開啟了能夠感應他人記憶、並在眼中形成影像的超常能力。亦即，他無須小心翼翼地採集腳印、指紋，也不必審慎斟酌地探詢關係人的證言，只要用「看」的，就能得到破案的關鍵線索。
在推理小說的發展過程中，「物證」與「心證」之兩大實證，交錯構成了推理小說最為核心的因果論述經緯。前者強調物理世界的邏輯關係，後者則重視心理與人格的一致性。可是，榎木津的存在，卻對長久強調兩大實證的推理小說，提出了最極端的否決。在《姑獲鳥之夏》中，並非沒有追查血跡、討論行為模式的段落，但我們卻很輕易地瞭解到，無論是物證或心證，都不會是故事的重點，它們只不過是真相揭曉之後，用來驗算推理無誤的佐料而已。取而代之成為主要線索的，是關於潛意識、夢境、記憶、以及其他無以名狀的特殊感應。
為何京極夏彥要提出這項否定？前文提到，推理小說為了革新，勢必得濾棄老套的技法。相信對許多讀者來說，一旦命案發生，刑警立刻封鎖犯罪現場，緊接著忙於進行鑑識、偵訊……類似的閱讀經驗已多得不可勝數吧。「推理小說的推理程序，非得囊括這些一成不變的東西不可嗎？」恐怕，京極夏彥自己早就厭煩，而他也相信讀者也厭煩了。
然而，物證與心證真的可以退居二線，而潛意識與感應真的可以成為推理程序的主角嗎？
倘若只否決了物證與心證的重要性，而沒有提出新的處置作為，這樣的否決初時看似能夠造成驚奇，最終也只會被視為曇花一現的實驗性作品。既然已經提出否決，那麼就必須再提出建構新法則的方案。因此，偵探中禪寺秋彥的陰陽師出現了。
以陰陽師做為偵探是個前所未見的嶄新設計，但中禪寺的存在並非憑空發生。做為「京極堂系列」核心的「妖怪附身理論」，其實是出自人類學家小松和彥的民俗學著作《憑靈信仰論》中的一篇論文〈附身與民俗社會〉，撰寫於一九七二年。小松博士對於妖怪理論的新研究，到了京極夏彥手上，遂轉變為推理小說的養分。
於是，榎木津所「看」到的，殘缺片段的「線索」，在中禪寺眼中有了解謎的深刻意義。亦即，榎木津雖以偵探為業，實際上卻是負責蒐集關鍵證據的偵查者。京極夏彥，為了建立嶄新的偵查／解謎關係，必須使中禪寺在第一章談述由記憶的虛妄、現實與假想現實、量子力學所構成的知識體系，才能建立讀者的嶄新認知。
附身理論的基礎，在於「名即咒語」，「名」是承載人類歷史、社會意義的符號。儘管名即咒語在現代社會的意義逐漸淡薄，但取名仍可稱為一種施咒行為。古人為不存在的妖怪取名，則是用作對超常事物的恐懼之象徵或代喻。
「京極堂系列」的作品均以妖怪為名，這意味著包括《姑獲鳥之夏》中禪寺所面對的謎團，均存在「名之鉗縛」。而他的解謎手段，即是以驅魔陰陽師的身分，破除名之鉗縛，即妖怪在人類社會中的精神框限。當長久鉗縛的精神框限一旦打破，腦內既存的思考程序勢必重新建構，猶若大夢痛醒。《姑獲鳥之夏》雖屬推理小說中經常可見的家族崩解、關於血緣的悲劇，但久遠寺一家，卻因姑獲鳥的附身而衰微隕落。以名之鉗縛的謎團既解，儘管過程出現超常手段，卻依然緊緊遵循解謎推理小說的歷史系譜。
那麼，還有最後一個疑問。京極夏彥身為現代推理作家，「京極堂系列」為何非得將時代設定於戰後？
也許有人會提出這個疑問。也許有人認為這純粹是表現一種時代氛圍。也許有人認為這是為了讓謎團的設定，能配合當時的科學認知。也許有人認為這根本不重要……
也許，《姑獲鳥之夏》已經告訴我們一個參考答案——在那個與現代已經產生距離感的戰後，也許中禪寺秋彥、榎木津禮二郎、木場修太郎、關口巽等人所存在的那個時代，這一切，也許很可能都是假想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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