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博客來推理藏書閣專欄

推理史總是這麼說的，1841年美國詩人愛倫坡寫出了〈莫爾格街兇殺案〉，創造出第一個名偵探杜邦，第一個密室殺人，以及第一個奠基在微物證據的毛髮破案關鍵，「名偵探＝科學理性＝推理小說正統形態」的等式，好像從開天闢地以來，就顛撲不破的真理。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我們看到愛倫坡花上很長的篇幅，說明邏輯分析能力的價值。我們同時也看到被譽為日本第一篇推理小說，1889年黑岩淚香的〈悽慘〉中熟知西方科學辦案方式的大鞆刑事，最後只跟用傳統問案抓到凶手的谷間田刑事，打了個平手。在推理小說發展的歷史中，科學並非一開始就是上帝，尤其在這個類型的黎明初啟階段，其實作家們花了很多功夫，來證明科學的有效性及價值。

這個現象，在日本作家的福爾摩斯探案仿作中，呈現得特別明顯。

早些是島田莊司的《被詛咒的木乃伊》，利用日本大文豪夏目漱石於20世紀初期留學英國的真實歷史，創造了他與福爾摩斯、華生的相遇，透過他們的交手，讀者得以去想像真實的歷史人物，如何介入虛構的理性秩序世界。並且透過三人視點的明顯差異，呈現出神探的瘋癲與文明多重面相。那裡面除了東西方帝國視線的落差外，也透過福爾摩斯形象的衝突，凸顯出科學理性在那個時代仍是不安定的。

而後來又出現了柳廣司的《我是夏洛克福爾摩斯》，在這部作品中，他彷彿是聲援島田莊司筆下的福爾摩斯般，不僅創造出一個去理性化、幻想自己是福爾摩斯的夏目漱石。還讓他堂而皇之地闖進了貝克街221B，與華生介入了女巫傳說與降靈會兇殺案的疑雲。從科學的角度來說，真是個徹底「怪力亂神」的故事。

然而眾所周知，福爾摩斯的創造者柯南‧道爾，因為一連串親人的死亡，晚年投身唯靈論（Spiritualism）的神秘學領域，甚至對Elsie Wright為Frances Griffiths拍攝的一系列關於小仙子的照片信以為真。這段柯南‧道爾的晚年生命歷程，卻成為喜愛福爾摩斯的讀者避諱的話題，因為身為創造出第一個信奉科學唯物精神、具有高度理性邏輯秩序的偵探的作家，如何可以去相信這些「不科學」的事，怎麼可以揚棄他所建立的偵探精神。

柯南‧道爾的例子，其實體現了科學在20世紀初所遭遇的挑戰，也可以說是早就提醒了我們，推理這個類型終將面對的挑戰，尤其是將主體建構在科學之上的歐美古典╱日本本格推理。當科學只是抵達神秘謎團與死亡真相的途徑「之一」，那麼賴以維生的古典神探，該如何「超克」這樣的困境，最終以理性之光照亮英倫三島的每個疆域。

也因此，不論是蓋瑞奇（Guy Ritchie）版電影或BBC影集《Sherlock》中的福爾摩斯，透過走向瘋癲化，成功地召喚出偵探新一代的子民。甚至連《我是夏洛克福爾摩斯》中「扮演」福爾摩斯的夏目漱石，也必須瘋癲化。因為唯有如此，神探才能在當代找回他不可逼視的魅力，同時擁抱瘋癲與文明，來尋求推理類型的未來出路。

所以，像柳廣司的《我是夏洛克福爾摩斯》這類型的仿作，其最大的價值在於，透過重建那個具有豐富想像性的歷史時空，提供面對當前本格推理已經發展過熟的日本，回到推理類型黎明時期的契機，去挑戰那瘋癲與文明仍曖昧的原初時空，好好重新思考推理小說的本質與出路，或許他們能夠在那文明初啟的時刻，找到一些從未燃過的柴火，好來點亮進入21世紀後愈來愈困窘的日本推理發展迷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