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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來推理藏書閣專欄推理史總是這麼說的,1841年美國詩人愛倫坡寫出了〈莫爾格街兇殺案〉,創造出第一個名偵探杜邦,第一個密室殺人,以及第一個奠基在微物證據的毛髮破案關鍵,「名偵探=科學理性=推理小說正統形態」的等式,好像從開天闢地以來,就顛撲不破的真理。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我們看到愛倫坡花上很長的篇幅,說明邏輯分析能力的價值。我們同時也看到被譽為日本第一篇推理小說,1889年黑岩淚香的〈悽慘〉中熟知西方科學辦案方式的大鞆刑事,最後只跟用傳統問案抓到凶手的谷間田刑事,打了個平手。在推理小說發展的歷史中,科學並非一開始就是上帝,尤其在這個類型的黎明初啟階段,其實作家們花了很多功夫,來證明科學的有效性及價值。
這個現象,在日本作家的福爾摩斯探案仿作中,呈現得特別明顯。
早些是島田莊司的《被詛咒的木乃伊》,利用日本大文豪夏目漱石於20世紀初期留學英國的真實歷史,創造了他與福爾摩斯、華生的相遇,透過他們的交手,讀者得以去想像真實的歷史人物,如何介入虛構的理性秩序世界。並且透過三人視點的明顯差異,呈現出神探的瘋癲與文明多重面相。那裡面除了東西方帝國視線的落差外,也透過福爾摩斯形象的衝突,凸顯出科學理性在那個時代仍是不安定的。
而後來又出現了柳廣司的《我是夏洛克福爾摩斯》,在這部作品中,他彷彿是聲援島田莊司筆下的福爾摩斯般,不僅創造出一個去理性化、幻想自己是福爾摩斯的夏目漱石。還讓他堂而皇之地闖進了貝克街221B,與華生介入了女巫傳說與降靈會兇殺案的疑雲。從科學的角度來說,真是個徹底「怪力亂神」的故事。
然而眾所周知,福爾摩斯的創造者柯南‧道爾,因為一連串親人的死亡,晚年投身唯靈論(Spiritualism)的神秘學領域,甚至對Elsie Wright為Frances Griffiths拍攝的一系列關於小仙子的照片信以為真。這段柯南‧道爾的晚年生命歷程,卻成為喜愛福爾摩斯的讀者避諱的話題,因為身為創造出第一個信奉科學唯物精神、具有高度理性邏輯秩序的偵探的作家,如何可以去相信這些「不科學」的事,怎麼可以揚棄他所建立的偵探精神。
柯南‧道爾的例子,其實體現了科學在20世紀初所遭遇的挑戰,也可以說是早就提醒了我們,推理這個類型終將面對的挑戰,尤其是將主體建構在科學之上的歐美古典╱日本本格推理。當科學只是抵達神秘謎團與死亡真相的途徑「之一」,那麼賴以維生的古典神探,該如何「超克」這樣的困境,最終以理性之光照亮英倫三島的每個疆域。
也因此,不論是蓋瑞奇(Guy Ritchie)版電影或BBC影集《Sherlock》中的福爾摩斯,透過走向瘋癲化,成功地召喚出偵探新一代的子民。甚至連《我是夏洛克福爾摩斯》中「扮演」福爾摩斯的夏目漱石,也必須瘋癲化。因為唯有如此,神探才能在當代找回他不可逼視的魅力,同時擁抱瘋癲與文明,來尋求推理類型的未來出路。
所以,像柳廣司的《我是夏洛克福爾摩斯》這類型的仿作,其最大的價值在於,透過重建那個具有豐富想像性的歷史時空,提供面對當前本格推理已經發展過熟的日本,回到推理類型黎明時期的契機,去挑戰那瘋癲與文明仍曖昧的原初時空,好好重新思考推理小說的本質與出路,或許他們能夠在那文明初啟的時刻,找到一些從未燃過的柴火,好來點亮進入21世紀後愈來愈困窘的日本推理發展迷徑。